星期日副刊剪報
Ming Pao Daily News
P01 | 封面 | By 陳大文 2010-12-12
和平獎空櫈門外的人群
…至少可以肯定居奧的中國人是有收到大使館的呼籲…
…只不過眼下中國政府卻似是有了一個假設：整個世界要與他們作敵…
…讓挪威人初步認識中國人的方法，途徑普遍只有兩種，一是Stereotypes，二便是有關中國的新聞。不幸的是叫人記得中國的新聞偏偏通常都不是那些令人對中國感到驕傲的新聞。更不幸的是在奧斯陸國際學生社群中中國學生的聲名本來就不見得特別顯赫。身分認同在海外比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內地成為了難以想像的複雜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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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Pao Daily News
P02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By 張銳輝 2010-12-12
聽程翔說劉曉波 寫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前夕
…「如要實行《零八憲章》，當中每一條都足以令共產黨下台，就如第一條是修改憲法，現時中國憲法的序言中，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其合法性也是由此而來。另外，第五條提及公器公用，要求黨不再指揮槍，這正是避免歷史悲劇重覆發生的重要發展！記得一九八九年，當時有許多人要求全國人大開緊急會議解決問題，如果軍隊由國家控制，人大確就可以令軍隊按人民的意願行動，可惜軍隊是由黨控制，當時的軍委主席是鄧小平，於是一切就沒有了政府制度的制約了。還有，很多人忽略了第十九條轉型正義，當中提出國家需向歷次政治運動受迫害人士及其家屬作出賠償，這不止觸及平反六四，更重要的是，就算根據官方數字，自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中國的非自然死亡人口達到六千萬，當中包括歷次政治運動的鬥爭、大躍進時的饑荒等等。六千萬人口是多大的數目，試想像把整個法國、或是整個廣東省的人口殺光，就是六千萬人口！如果人民要向政府問責，這足以動搖共產黨的合法性。」…
…「中國共產黨當然也意識到政權的認受性，正面對着很大的危機。今年國家的『維穩費』開支是五千一百億，幾乎等同於國防總開支。即是說，國家對於人民內部反抗的憂慮，已經等同於面對外來的威脅！」…
…「事實上，共產黨內部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早一陣子，解放軍的劉亞洲中將在《鳳凰周刊》發表過不進行民主政治改革，中共『必然滅亡』的言論；而溫家寶也多次在國內外表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改革，而且一次比一次說得重，甚至用到『風雨不倒，至死方休』作為比喻。」…
…當年趙紫陽擔任黨總書記，積極進行政治改革，例如在黨十三大時引入了差額選舉（程先生隨之不厭其煩地向同學解釋差額選舉與等額選舉的分別），終於令當時一位被稱為「左王」的保守人物鄧力群未能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由此可見，即使實行「黨內民主」，已可以令施政更接近民情。可惜，這個做法同時令黨內人人自危，因為既得利益者得不到絕對保證的權力，於是，當趙紫陽被逼下台，黨內許多人是額手稱慶的！試問連當時黨的第一號人物（當然還有一個「太上王」鄧小平）尚且難以推動政治改革，更何况是今天只是黨內第二三號人物的溫家寶…
…不少高官幹部在改革開放後，有機會來香港考察交流。他認識一位共產黨高幹，從香港回到深圳的酒店，關好房門後，立即痛哭淚流，激動地對他說：幾十年來，自己一直被自己所編的宣傳、共產黨的謊言所欺騙——香港人怎會是生活在殖民政府的剝削和水深火熱之中，他說從此就不再相信共產黨了…
…「香港就是中國最自由、最開放的窗口，就像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也是從香港孕育起來。香港對中國的民主發展，起着重要的示範作用。我們毋須計較自己有多大能力可以影響中國，只要我們做好本份，維持一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就是對中國政治改革起着一個重要的示範作用。「香港下一代年輕人最重要是要有膽識，有膽識去捍衛應有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不要視這些是理所當然，如果不去捍衛，就很容易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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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個人好奇怪，她到底是站那邊的?)
Ming Pao Daily News
P05 | 回應名校女生 | By 可
名校又教了我什麼？
編按：上期刊出蘆葦〈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一文，在網絡世界引來了巨大迴響，無數的likes/dislikes，編輯部亦收到一些回應文章，有來自前名校生，也有來自家長。本欄將陸續刊出一些有裨益於討論和認識直資制度以至於香港現行教育制度的文章，歡迎投稿。
時移世易，報紙看罷了就掉，有了互聯網和facebook，一篇「有趣」的文章就會不斷流傳。在新聞紙上看到蘆葦小姐疾書力數母校，最後得出「家長不要麻目追求名牌」的結論，起初也不以為然，但幾日來見FB 上不斷有朋友讚好，亦有昔日同學簡單回應「黐線！」，才暗暗一驚，原來直資學校的糊塗帳，已被算到所有「（傳統）名校」的孩子頭上，FB 一百幾十字，怎夠解釋？
文可名
據教育局網頁指出，直接資助計劃於91 年9 月開始實行。據《二○一○/一一學年直接資助學校名單》，現時全港一共有84 間直資中、小學，「傳統名校」從來也沒有定義，但以筆者曾身在其中的認知，數來也不到10 間，佔名單不多於12%。翻查資料，蘆葦小姐的港島區女校，亦是在2004 年轉直資（請恕筆者用簡單邏輯計算她的年齡），89 年讀小五的她，應該早已畢業了。先不說直資牽涉校政的監管與無王管責任誰屬，反正蘆葦小姐本人十多年前的經歷（怨氣？），其實與現時社會對直資學校討論，牽不上半點關係。而她以偏概全的得出所有「名校」（直資校？）名不副實、教育理念歪曲的結論，直指「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
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這是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這等於我手執一件名牌次貨，就跟你說「質素很差，所以說名牌都是虛有其表！買就是白癡！」邏輯上，我說服不了自己。
是的，我也出身於「傳統女名校」，曾經歷中一派位，被派到九龍塘一所「貴族學校」讀書，現在亦是一名「八十後」記者，沒打算再做一個「名校」經驗分享，反正多加我一人，亦未能推論結果。不過又不得不承認， 「名校」的確有「名校」的圈子，與記者一般接觸的「社會環境」，又的確很不同，但那一套所謂的「名校價值」，其實又源於教育制度本身。我們這群孩子，只不過是現時教育制度底下的成功者，因而享有更多選擇，成王敗寇的精英主義亦在「名校」圈內較為突顯出來。
溫室內的精英
無論是五級制還是三級制，Band 1 就有資格選擇好學校。名校坐擁金漆招牌，收錄的孩子，說實在，資質有一定水平。小五的時候，媽媽問我想讀什麼中學，天真的我提出一簡單要求：不要旗袍校服和梳「小甜甜」辮子的學校。後來與母親說起，才知道她故意要把我放進一線學府，因為深知女兒性格，不論去到哪個環境，都是中流分子，混在「名校」內就不至於混得太差。
派位結果出來，我真的混了進去。跟直升中文中學的好同學說再見，踏入一個毫不熟悉的英文校園。由小型簡陋小學，走到山頭上有草地、有泳池的校園，中一的我常找不到課室，同學、師姐、老師會要求你改一個英文名，以後就是你的稱呼，Candy、Winnie 平凡名字一級就有三、四個，就加一個姓氏：Candy Chan、Winnie Yip，你的中文名字除了在中史、中文、普通話課上，就從此消失。不過時間久了，你的英文名字亦會消失，Grace 會變成龜龜、Joyce 會變成豬屎，有如一個動物園一樣，一樣的低能，一樣的青春。
不過這些動物，在音樂、運動、朗誦等方面都各有成績，校內標青的，就鬥出校外，由C grade鬥到A grade，連cheer-group 都不能輸陣。會考來臨，某校聲言以100 個A 為目標，好像好多，數一數自己學校一級200 多人，一人拿一支火箭的話，已經是他們目標的一倍；大學拔尖計劃尖子會鬥，會考6A 好勁嗎？也未必選到心儀科目！我大口氣？喂，這不是事實嗎？
沒有老師、學校的催谷，這些孩子就學會競爭，中學的一半時間就在考試競爭中找尋自己的出路，教育變得勢利。老師「廢」，我就大無私樣的走堂，或是坐在角落自行溫習休息，或告假養足精神，下午相會補習天王；老師「好」，全場養足精神全神貫注，下課後仍被學生圍繞。這種疑似大學的自由學習氣氛，中學早已實踐過，但從前的求學，只為求分數。
不然，我怎入大學？學習得苦，就看看娛樂版調劑一下，美國攻打伊朗、阿富汗，跟我有什麼關係？深水埗的貧窮問題很嚴重？那是英文作文題目嗎？我要看看了。
學校都愛煞這些尖子，沒有他們，名校品牌就有損。教育制度亦很愛這群尖子，沒有他們，精英主義就會瓦解。傳媒也很愛他們，沒有他們苦苦玩考試遊戲，大學放榜那天就沒有辛酸艱苦奮鬥故事好交差，是個窮學生更好！為什麼？有錢人失敗了可以出國啊！窮人病人夠悲情，觀眾愛看！
世界之大
自知中英夾雜代表語言根底差，一直還是改不了口，大學初來報到，口快快就說了一大堆，很快就被貫以「貴族學校」、「有錢女」的銜頭，自知自己墨水少、錢又沒多個，就等於「80 後」常被指激進不理智，同樣是啞巴吃過黃蓮子，有苦自己知。常想過究竟是否要「扮」一下「窮」，投訴30 元一餐飯食唔起，怨窮仇富的直指世界不公平，看天水圍的故事多悲情，然後去fit in 這個大環境？我反覆思量，一方面我實在感恩，亦以我父母辛苦養育我、家中擁有的一切為傲，另一方面亦靜思細想，天水圍缺少了的究竟是什麼，如果並非單純金錢的落差令圍城變成問題，標籤又會否成為另一鋒利的眼光刺傷了誰的心？
香港首富李嘉誠在最新公布的《福布斯》富人榜上也只是排行14，還有13 個人比他「有米」，活在貧窮線底下的港人，亦較全球每日家庭收入少於1 美金的人富有得多，若以這樣一尺量度其實沒有什麼意思，但若我們這輩子就要注目視線範圍內的窮富高低、個人生活取態，去定一個優等劣等，也不見得有什麼作用。
何况教育不是止於中學，在成長過程中不斷摸索，最後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正如蘆葦小姐經歷過「自信、傲氣、世故、現實」，到在現時的記者崗位上，找到「獨立思考、批判思想」的位置，又何苦否定別人選擇的生活、又一次為「名校」劃一個「社會毒蘋果」的標籤？
當然，如果學校只是資本主義下一個意識形態組織，教育講求精英培育實不甚為過，但若教育旨在指導人世間的「真、善、美」，由名校彰顯的精英教育，就有必要正視。香港正於三三四轉制、通識變成必修課、直資學校的監管等等一切的改革路途之中，而我們這一群孩子的故事，無論是開心還是不快，是感恩還是忿恨，早就不合時宜，與會考制度一樣已走進終結。或許天色未必常藍，或許帶來陣痛，但我期望，當我看着這一代孩子背着書包上學去的背影時，是輕省多於折磨，是求學多於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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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 | 香港新聲 | By 鄧鍵一 吳俊雄 馬傑偉 2010-12-12
彭秀慧——大香港，小故事
訪問彭秀慧，皆因聞說她的《29+1》加場又加場、爆滿又爆滿，中女觀眾看完再看，彷彿成為了中女心聲的聚焦點。在前往訪問的路途上，馬傑偉和鄧鍵一一邊構思問題，一邊嘗試勾勒出一副中女代言人深情confess 的圖像。結果，我們都估錯了。彭秀慧再三強調她不是什麼代言人，也不認為她的創作是爭取哪個群體的共鳴。幸好我們都猜錯了，她強調自己並非什麼代言人同時，正在分享她的創作和這個大城小我更糾結難分的關係。
「我應該是全港唯一一個個人的劇團」，這是彭秀慧的訪問開場白。所謂「個人」，固然指她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編導演一手包辦。但詳談之下，又發覺這種「個人」，可以又多一重解讀：一種忠於個體的創作。
從團體走向個人畢業後加入劇團做全職演員，縱然未必是所有人的願望，也應該是大部分人的理想。演藝學院畢業後，彭秀慧加入了中英劇團做全職演員，幾年後，她離開了。
「有一次我做了一個戲做得不好，唔開心。謝幕鞠躬時，我發覺我的掌聲冇少到，一樣咁多。原來我做得好或唔好都分別不大，都過到骨。那一刻，我覺得唔掂喎，我明明做得不好，你們為什麼拍手。那時我開始考慮是不是應該離開。」
2003 年離開劇團時，正值經濟低谷，家人問她是否跳海，因為連船都未看見就跳。但當時，她心裏只想着要離開。那年，彭秀慧freelance 到中學教戲劇。「老師把最差的學生都編排去戲劇組，以為他們讀不成書，就應該很有表演慾。」經過幾星期的相處，面對一班被迫排戲的中學生，最後她發現，拐了個彎，其實她是教導同學互相尊重。那一次對學生訓誨，她不經意流下了幾滴眼淚，也初次感受到劇場教育的觸動。
對彭秀慧來說，2003 年是一個小小的分水嶺。那一年開始，她成為了獨立的個體，不再是群體的組件。她自己收學生，每班16至18 人；自己做創作，做獨腳戲，也搞青年劇場。
「用acting 元素去enjoy 生命」
「我是這個都市的一分子。很善忘（忙），善於忘記和忙碌。正因如此，art 的存在特別有意思。Art 是心靈的表達、心靈的collection，collect 返自己，有reflection。但是，在香港，一本書、一套電影、一間博物館都很奢侈。甚至乎，我們連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空間也沒有，因為今日我哋入洗手間都要玩iPhone。」
從觀察社會，彭秀慧反思自己的定位，如何做好劇場教育，如何建立自己和劇場、觀眾、學生之間的關係。
「對我來說，我教你做戲是沒有意思的，例如我們讀《雷雨》的劇本，我教你如何演繹四鳳，根本意義不大。你不可能在現實生活演繹四鳳。我不喜歡教啲很有表演慾、好想扮吓嘢的話劇發燒友。反而我會和你用戲劇的方法，多啲關心你自己，discover 你自己；用acting 的元素，去enjoy 你的生命，我覺得drama 本應這樣。」
「一些未必想做戲，但很想認識自己或生活去到一個樽頸位的人，唔知自己想點，就會來參加我的戲劇班。」她承認，有時她似一個社工多於戲劇導師。
劇場教育當中，她最投入青年劇場： 「我一做青年劇場就會完全投入，會chur 到dry，我會入晒去他們的內心。做一次真係會老十年。」
去年，她導演了一個青年劇場，題為《大城小我》。13 個年輕人，沒有既定劇本，純粹講他們自己的故事，找出他們「最pride、最有feel、最想express 的經歷」。「大城」中的「小我」，可以是七百萬人當中的點滴，也可以是大故事底下的小往事。這13 個年輕人的分享當中，沒有天星皇后、沒有爭取普選，也沒有上位問題。他們在意便利店員喋喋不休地銷售零食、介懷HappyFarm 的兩顆蘿蔔被偷了、執著姓「李」是「Li」還是「Lee」、不滿出街食飯要等位兩個幾鐘。
《獅子山下》的位置到底在哪？
他們的故事，沒有大香港大議題。有人批評年輕人不關心社會，但彭秀慧覺得，年輕人這段期間、這種感覺才是最難能可貴。
彭秀慧眼下的香港，也沒有獅子山下、燦爛維港。她記得，The One 前身是東英大廈，她以前常去那裏的惠康，現在沒有了，她每次經過加連威老道難免失落。同時，她不會評價地貴樓貴是否一個問題，但眼見供一層樓成為了大部分香港人唯一的追求，她也感到不忿。
長時間和年輕人交流互動，她認為，香港不應該是一個整全的概念。每個人都在香港成長，都是香港的一分子，每個人都在香港發生過是微不足道，卻令人動容的小事件： 「有一個年輕人說，他很懷念利安邨樓下的公園，因為他曾經離家出走，在那裏過了一晚，坐到天光。也有人會記住深水埗大牌檔維記的潤牛麪，他由細到大都去那裏食潤牛麪，直到有一天政府要清拆那個大牌檔，他看着政府的工人把用了幾十年的爐頭剷起搬走，毫不留情，裏面住了幾十年的蟑螂一下子到處亂竄，這個畫面，他的感受仍然很深。」所謂「大城小我」，若「大城」和「小我」不是一個對立狀態，而把「城市」視為眾多「小我」的articulation，或者我們可以問，《獅子山下》的位置到底在哪？
不要代言 不求共鳴
從教戲劇到搞青年劇場，彭秀慧都強調自我。這種自我，並非有型有格那種自我，而是發掘自我、呈現自我。所以她強調，創作《29+1》不是要為女性代言。
「《29+1》獲得觀眾認同因為在這個城市，人人都會孤獨會寂寞會迷失，我寫，因為我都感到孤獨和迷失，但對唔住，我不是為了哪一班人而寫。沒有機心的創作才是最可貴，縱使我可能大概知道一個作品需要多少觀眾才收支平衡，我也會提醒自己，我不會刻意寫觀眾想我寫嘅嘢。」
梁款問： 「即係共鳴多於代言？」
「你剛剛講共鳴，其實共鳴很容易，做做吓失戀戲忽然播鄭秀文的《娃娃看天下》觀眾已經有共鳴。你講大家都熟悉的東西，就是共鳴，這種『共鳴』我見得太多。我會時常提醒自己，我不是追求共鳴，即使我的創作可能有些人會有共鳴。我要craft，一個表演的craft、創作的craft，我要用我的craft去演繹自己的想法。」
想要捷徑為何還要做創作？
也許正因為彭秀慧重視craft，她對年輕一輩也有意見： 「有一次，一間大學的學生請我去講talk，邀請我的同學問我，可否教在場的同學畢業後如何向導演sell 劇本，寫什麼古仔導演會buy，他說學生想知道這些。我話： 『對唔住，我唔識。』我很記得杜國威講過，第一次做創作應該寫一些與自己生活有關的東西。但是，現在的人都似乎很想要捷徑，那麼我會問他們，為何還要做創作？你創作是serve 老闆還是自己？當然我明白，要有老闆畀錢你拍才可以成功，但我真的不懂得怎麼做。
「所以，我很珍惜在劇場賺到的自主性。」
對這個自主平台的前路，彭秀慧感到樂觀： 「香港近年的戲劇文化有很大轉變。以前我們主要做西方劇、翻譯劇，現在多了很多關於香港人生活的小品喜劇，也多了新的觀眾，他們也會進入劇場尋求生活的collection。現在地鐵站很多drama 廣告，以前邊有咁多。
「唯一我想講，好多人將第一次交咗畀你，就定奪了舞台劇是什麼，所以唔該我哋要做得好啲，唔好嚇走人。」
訪問接近尾聲，彭秀慧拿來一部iPad，連線到網絡上「大城小事」的演出片段。台上的年輕演員，由生活點滴開始，又唱又做。我們見到青葱，摸到能量，也見到演員在舞步、台位、面容、身段、聲線上的加工和細藝。彭秀慧看着，不斷點頭、間中微笑，不經意說，這就是舞台上的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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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 Pao Daily News
P10 | 讀書 | By 謝傲霜 2010-12-12
邱禮濤又傾又砌管治詭計
…「對吸煙者的規管，意味着對日常生活行為的規管，也意味着如何在『修辭』和『技術』上合情合理合人權地限制自由， 如何政治地把『私人』放置在『公眾』的理性語境來誘發衝突和矛盾，把本來並非必須的法規變成理所當然，把本來違反人權的規管變成合法……弔詭的是，當人們拱手交出自由和權利之時，他們還以為自己是自由的、還以為自己仍享有那本來是自有永有的人權。」…
…「九七前較主要是立法規管， 但現在的審查不再是明目張膽，而是透過經濟手段以自我審查的方式更利害地進行控制。所謂的CEPA電影表面上提供很多商機給香港電影製作人， 但內裏行的卻是另一種censorship。就範於這麼龐大的市場，其實就是容許經濟形式去規限電影的內容。」…
…「文章以電影作切入點，但討論的絕不限於電影，正如Michel Foucault 談sexuality不止是討論sexuality，而是整個社會對個體的規管模式。」…
…書中〈記不了∕忘不掉：誰的香港？〉一文中就引用《東坡禪喜集》裏蘇東坡與佛印那心中是佛看到對方是佛，心中是糞看到對方是糞的故事，指出特區政府心中的「一坨糞」， 使官員們誤認「明歷歷、露堂堂」的本土文化為不足取的東西。「強調發展、經濟、消費和娛樂是香港現時的文化邏輯，也是霸權統識的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GDP 和恆生指數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除此之外，其餘一切由市民活出來的地道文化， 如果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把一切有利資本家以外的東西看成『一坨糞』。」…
…「在我讀文化研究之前並不認識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這術語， 但我原來一直已在做，就像我認識香煙這個詞語之前，我其實已經不斷在食這含尼古丁植物卷起來的紙條一樣。」…
…「過去數年，並不安於本分但又不能離開本位的我，嘗試了在既定本位之中尋找方法， 作一些社會性實踐，把自己放置在社會大論述（grandnarrative）之外，一個為邊緣和弱勢社群發聲的另類位置，並以電影介入和干預（intervene）社會，騷動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光是『發聲』，只是表現立場和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立場，但我相信最能申明立場的其實就是具體行動。如果必須說明意圖或目的，那就是一個企圖改變主流意識形態的參與和行動；過或預知的目的地。」…
《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 作者：邱禮濤 出版：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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