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地讀星期天副刊
某某直資「名校」的名字，因近日的審計署報告被翻到新聞版上。
從來不敢自稱XX仔，因為我成績差，中三時被踢出校。三年來一直在垃圾班浮沉，而我成為垃圾班中的垃圾:我只沉不浮。跟別人提起以前讀甚麼中學，我也只從中四說起，有如我小六畢業直上中四一樣。
「名校」的垃圾班(容我這樣形容)，老師也特別悠閒:中文阿sir去泡茶泡了半個鐘，數學阿sir為罰同學抄一百句「阿sir 好快」而喋喋不休討價還價，英國文學鬼佬分享著如何re-vergin，生物阿sir著我們按procedure做實驗，自己狂按股票call機.....總之自求多福，三年自修，有同學修成正果，我修成個吉。和我成績一樣差的，不乏田徑隊、籃球隊和管絃樂團的同學。也就是我身上沒張刀，求請的機會也沒有，而同學的貢獻成為求請理據，過關了。從XX畢業的同學會引以為榮，覺得XX精神源於校園生活自由。對的，我也學會讀書靠自己，只是遲了一點，在中四那年，在一所雞校開始。
那不能再雞的雞校，反而讓我覺得很親切:聖誕假期要回校補課，我也想不到老師為何這樣勤力。我用足以回XX升中六有餘的會考成績，留在雞校。「讀書靠自己」，一動不如一靜。
甚麼是XX精神，我大概知，但不敢說「我知、我經歷過」。作為街外人的我，甚至連質疑的資格也沒有。只可說這三年經歷，足夠我為打算把子女交給「名校」的父母，提出一個counter argument。
『成王敗寇、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金科玉律。唯獨是我白痴到不知這在中學環境已經開始運作了。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應該是每個人都應思考的問題吧。
*****
他是攝記行內最泄氣的首領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By 黃怡 2010-12-05
我對葉七城的許多想像都落空了，並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例如我預期他對攝影的熱愛也許會轉化成言談間大量使用攝影術語的習慣（但他說過最「術語」的是：咁樣影背唔背光？）、甚至有一幕壞心腸的想像是，當了二十幾年攝影記者的葉七城和這次訪問的年輕攝記哥哥之間，也許會有種隔代的互相不屑或不友善——但他們談以前各自用過的相機談得不亦樂乎。
當連彷彿最合理的、我以為他的工作室裏擺滿相機、鏡頭和自己的作品的想像都落空後，我對自己想像力的自信開始動搖。
文黃怡 圖張智超
葉七城開始攝影是因為他當上了記者：1987 年他第一次當《地區星報》的記者時，採訪、拍照都是由他「一腳踢」，他才開始用相機、看攝影書學習光圈、快門、曝光等。他不是因為喜歡攝影、追求唯美的影像才拿起相機，當時甚至對攝影「無任何興趣、連相機都無」，只是為了報道需要，為了交代事件才拍照。「所以或許我是注定當攝影記者的。我沒有那種『龍友』常說的『歎鏡頭』經驗。我是為求寫實才開始攝影的。」
他甚至不是因為想當攝影記者而加入新聞界。葉七城說自己其實是個文字人，中學時喜歡文藝創作，會寫小說；想到未來就想找一份能出外走動，又能靜靜坐下寫字的工作，於是從中學時期開始就很想當記者。他中七也沒念完就「膽粗粗」地到《地區星報》見工， 「那時還要寫一篇講我為什麼要當記者的文章。可能我那篇文章寫得誠懇吧，因為我那時真的很想當記者；我見完工、離開報館，還未行到地鐵站已經接到電話問我什麼時候開始上班」。
「嗰陣時真係好die-hard。」那時他自知學歷不高，便一邊當記者一邊報讀珠海學院新聞系，想得到跟記者有關的學歷，確保自己日後可以留在行內；半工讀的期間還覺得《地區星報》的工作性質不夠多元化、滿足不了他，便跑到《華僑日報》兼職，還是寫文字報道。
「六四事件對我的衝擊好大。」當時他是《華僑日報》的突發記者，因為懂得攝影，便被要求去拍攝香港的遊行示威，幾乎每天都待在新華社門外。那時報社的編輯放工後都不會馬上離開，而是圍在電視前等北京有什麼最新的消息或新聞片段： 「這是家國的情懷。就算是年紀大的編輯，看電視時都會眼濕濕。因為真相無法被帶出來，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有許多假消息，只能一直等——那時我深深感受到，求真或是把真相說出來，不是容易的事。香港有新聞自由、採訪自由，已經很難得。」（然後我好像看見他眼眶變得濕潤。）
「所以希望自己的相機可以說出真話。然後將真相帶給大眾。所以我想試試當攝影記者。」葉七城說。1989 年9 月，他轉到《星島日報》攝影部，正式成為攝影記者；往後二十多年輾轉到其他不同的報社、雜誌社工作，當攝影記者、圖片編輯等，到今年才離開新聞界。
用相機說真相的可能
葉七城想用攝影來說真相，因為「攝影和真實有個本質上的關係。那些事物要曾經存在於這個空間裏，你才能把它拍攝下來。所以它本質上已是一種紀實。」他認為無論文字寫得多貼近現實，依然存有許多想像空間，例如他描寫一個蘋果，蘋果在他和在讀者心中的形象可能不一樣；但若果他拍一張蘋果的照片，蘋果皮顏色的深淺、梗的長度都會被準確地記錄下來，比文字更能把蘋果的形象如實呈現。
只是影像也未必能帶出真相。手執相機的人就能拍下眼前發生的事，成為事實的證據之一，但影像愈多，真相不一定愈透明。他引用電影George A.Romero's Diary of the Dead裏的對白： 「聲音或發言愈多，意見就愈多。真相變得更難尋獲，最終剩下的都只是噪音。」（ 「The more voices there are ,the more spin there is . The truth becomes that muchharder to find. In the end it's all just noise.」）他認為許多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影像去講他們的意見，令他深深感受到這一點的是他採訪2008 年四川地震的經歷。那時他身邊出現很多影像，但他自覺依然看不見真相，特別是官方的禁忌如豆腐渣工程， 「我們最關心的事，在哪裏？無人講。只有大量溫情的故事。你不能說那不是真實的，但這些影像就代表了所有的真相嗎？有部分真相是被掌控影像的人用大量溫情的影像刻意掩沒的，而不是前線的攝影記者無法把它們拍下來。」
葉七城認為真相就是你相信的事實，相信掌控傳播媒介的人。「我父母的年代會有一句口頭禪說：新聞紙都有賣啦。意思就是說，報紙裏說的一定是真的。因為他們相信報紙的權威，相信出現在報刊裏的影像，在那個年代影像和真實是成等號的。但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相片等於真實的年代。」
「照片本來就不是一個講真話的理想媒體，但諷刺地它的本質是真實的。改變如何使用、詮釋相片就能改變相片的意義。」葉七城當年選擇用攝影去嘗試說出真相，是因為它是最有力的媒介：影像的形成與真實掛鈎，人們傾向相信相片多於文字、繪畫。只是當讀者和處理影像的人賦予相片多於或異於影像內容的意義，相片就未必能傳達客觀事實的全部、甚或攝影師的信息。
以前的攝記前輩教他相片構圖要簡單，就是為了不讓相片的意義左搖右擺，令讀者只能用攝影者狹窄的角度接收信息，不鼓勵讀者作其他詮釋。「他們認為好的、『有效』的新聞照片就是，我講乜你收乜，沒有其他想像空間，愈狹窄愈好。但我後來當然不相信這一套。」現在他看別人的相片會看相框有多大，用固定大小的觀景窗框住什麼， 「因為這牽涉到如何塑造一種意見。」
他對於報刊裏的設計圖片也是抱相似的態度：並不一刀切地拒絕被修改過的圖像出現在報刊裏，重要的是修改的用意，若是為了塑造一種意見、一種信息的話則可以接受，但以假亂真、揑造事實就不能接受。「造電子影像的人要有被盤問的心理準備，要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製造這個影像。千萬不要利用攝影以前和真實的關係去佔這個媒介的便宜。」他說在沒有數碼攝影的年代沒有人會質疑相片的真實性，但數碼攝影的出現令攝影的真實開始動搖，甚至可以說攝影的真實性已死。「數碼攝影帶來許多方便、許多狂想的空間：拍不到，就砌出來。新聞攝影作為一個傳播媒介，正走向末路。」他認為攝影記者不會消失，只是可能會成為原材料的蒐集者，收集拼湊影像的素材，製作一些不曾存在於現實的狂想畫面。
關於數碼真實的問題，他早在1993 年、在太古設計學院（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前身）修讀攝影設（photographic design）時已經開始思考。當時他接觸許多有關攝影的思潮，例如美國對cyber culture、網絡和數碼相機的出現的專門討論；香港的攝影雜誌仍在討論拍攝的技巧，而不是那些葉七城認為更貼身的問題，如數碼攝影的科技如何影響現實。那些在十多年後更貼近新聞界的問題。
那時他以筆名「守嶺」在《星島日報》撰寫有關新聞攝影和電子影像的文章，並自嘲自己是個很多牢騷的「（攝記）行內最泄氣的首領」才會被邀稿。說起這些年來他在行內經歷的不快事時他開始流淚， 「最」失望氣餒的事說完一件還有另一件，他的blog 裏還有更多事例。他決定從日漸生厭的新聞攝影界抽身、好好整理一下自己對新聞攝影的思緒， 「離開後思想開始變得澄明。」我無法把讓他氣餒的事一一記下，只能遞上一張面紙：他說面對傷心的受訪者，遞上面紙也是一種正面的態度。我相信他寧願看見我寫他的想法而不是他的苦事。
「香港攝影節2010」正舉辦一個由新聞從業員親自策展的展覽《新攝影雜誌——〈KLACK〉與〈柒菲〉》，展覽分兩部分，其中〈柒菲〉的部分，有些記者們將照片擲往一地，有些則將示威現場拍得鬼影重重，是報上罕見的「新聞攝影」。
《新攝影雜誌——〈KLACK〉與〈柒菲〉》
攝影展展期：今日至12 月13 日
時間：早上10 時至晚上9 時
地點：石硤尾白田街30 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L0 及L1 藝廊
問：黃怡，不是新聞系學生， 也不太懂「攝影」；曾以時事為題材寫小說， 於《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並結集成《據報有人寫小說》
答：葉七城，1987 年加入新聞界，因為八九民運當上攝影記者，今年初離開新聞界。曾為大專院校新聞攝影講師，課程內容由陳奕迅《沙龍》的歌詞串連成course outline。目前自由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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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Ming Pao Daily News P05 | 周日話題 | By 蘆葦 2010-12-05
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 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1991 年，我被派到那所名女校升中一，班主任比我更興奮，我卻戰戰兢兢。
我被編入全級最top 的A 班，噩夢開始——老師上課全講雞腸我聽唔明、英文堂默生字我無個寫得出、原校小學升上來的個個都已埋堆唔受我玩，和我一樣的外來生全班只有五六人，她們不是半唐番就是英文小學出身，來自中文小學的好像只我一個。
同窗： 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
中文堂，成為我的避難所，也是我唯一找回點點信心的課堂。可惜，我的同學都看不起中文，反而為自己中文成績遜於英文而感「自豪」。我很記得，中二那年我的同窗中文測驗全班最高分，她放學時卻苦瓜乾面口道： 「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我要英文勁呀。」
不單我的同學，後過渡期年代的修女校長，也不將中文放在眼內。中三起我加入中文辯論隊，校方對我們的重視遠不及英文辯論，我的大師姐隊員都是高材生，閒談時笑道： 「校長唔理我哋仲好，輸咗都無壓力。」據說，修女校長的臉孔在回歸後180 度轉變，小師妹通風報訊，Sister 近年經常強調要向北望學好普通話，轉直資後又花大筆錢裝修搞個什麼孔子學堂，希望girls 都要學好中國文化。
名校，就是如此現實。它貫輸的價值觀是七個字——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單校長，老師、同學，都很懂得做人——做一個成功的主流香港人，當然離不開一個錢字。
名校價值： 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的同學，家住干德道司徒拔道，每天司機駕着勞斯萊斯定時定候接送。中二那年，富家女邀請我到她的大潭複式洋房，我到今天仍記得那個無敵大海景。那晚，我回到數百方呎的舊樓——我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
同學雖然有錢，但她們不算show off——應該說，她們由開口講英文到言談間展現個人長處，是骨子裏自然流露的自信， 外人覺得她們「寸」、「扮嘢」，但那其實是她們是獨有的上流社會溝通方式、貴族間的溝通密碼。午飯鐘響，校園是中英夾雜的喧鬧、好動女生在球場打英式netball 而非籃球羽毛球、貪靚的討論暑假去歐洲買什麼名牌。沒有人會談六四，也懶理香港回歸將至。
我當年自覺格格不入，這幾天我不停思考，這個年代獲獎學金的窮學生，入到直資學校後，可有當年我的自卑、孤單？
年輕的我用了半年時間，流了很多淚水、開了多晚通宵，就全程投入校園生活，學懂說美國口音英文、不怕在堂上舉手答問題、在同學面前不再害羞，我學會了如何做個presentable 的名校生。我的成績由包尾變成中等，更獲頒全年進步獎。我開始享受校園生活，和我的富家同學一起溫習看戲談天說笑。我享受自己被標籤成「A 班精英」，有名人來校探訪，校長只會把他帶到我們A 班；朗讀話劇跳舞我們A 班都拿冠軍；老師最疼惜的又是我們A 班。
勝王敗寇的遊戲規則
名校的遊戲規則是「精英制」，你入了A 班、攞到獎，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盛放牡丹成眾人焦點，其他班別的同學，只是你的綠葉。名校精英制，簡單來說是套用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伎倆，名校生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學懂——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但少女含苞待放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丁點都不見？
中六那年，我被同學選了當Head Girl（雖然我不是會考狀元）。那年我18 歲，成年了，看到所謂名校生、我的同學師妹，很多人雖然表面自信家境富裕，但其實心靈空虛，有的放學流連百貨公司不願回家、有的故意不穿整齊校服引人注意。我將我的發現告訴校長老師，希望他們多花時間關心同學，而非一味叫她們參加比賽幫學校攞獎。 結果我被大駡，更被視為最不聽話的Head Girl。
10 多年了，如今，我不少中學同學都很有成就，有的是某某大公司主管、有的嫁了有錢人錦上添花。數月前，在婚宴重遇昔日的A 班同學，她們說起自己的職業、老公、子女，當年班房裏的自信又再呈現，表現自己似乎是名校生的終身任務。 可是，我已不再是A 班那個小薯仔，我不想再追隨A 班大隊了。
離開名校投身記者工作後，我看到世界之大，不是只有干德道豪宅、生活也不是只有名牌攞獎、做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懂得看人眉頭眼額。世界之大、胸襟之廣，是即使我們家住干德道，也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深水埗有很多板間房；即使我們追逐名利，也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而非趨炎附勢。
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
我不憎恨我的母校，畢竟它教曉我很多實際的。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背景類近的中學同學。雖然她們不讀報、不關心時事，但都有一顆溫柔的心。我預科時的中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的死黨。 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香港人不要盲目貪慕名牌。所謂名校的教育理念，你作為家長是否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希望學校教曉你的子女什麼？
而我最希望，香港出色的窮學生與富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入讀優質學校，這卻是我對直資概念的最大質疑。
從來不敢自稱XX仔，因為我成績差，中三時被踢出校。三年來一直在垃圾班浮沉，而我成為垃圾班中的垃圾:我只沉不浮。跟別人提起以前讀甚麼中學，我也只從中四說起，有如我小六畢業直上中四一樣。
「名校」的垃圾班(容我這樣形容)，老師也特別悠閒:中文阿sir去泡茶泡了半個鐘，數學阿sir為罰同學抄一百句「阿sir 好快」而喋喋不休討價還價，英國文學鬼佬分享著如何re-vergin，生物阿sir著我們按procedure做實驗，自己狂按股票call機.....總之自求多福，三年自修，有同學修成正果，我修成個吉。和我成績一樣差的，不乏田徑隊、籃球隊和管絃樂團的同學。也就是我身上沒張刀，求請的機會也沒有，而同學的貢獻成為求請理據，過關了。從XX畢業的同學會引以為榮，覺得XX精神源於校園生活自由。對的，我也學會讀書靠自己，只是遲了一點，在中四那年，在一所雞校開始。
那不能再雞的雞校，反而讓我覺得很親切:聖誕假期要回校補課，我也想不到老師為何這樣勤力。我用足以回XX升中六有餘的會考成績，留在雞校。「讀書靠自己」，一動不如一靜。
甚麼是XX精神，我大概知，但不敢說「我知、我經歷過」。作為街外人的我，甚至連質疑的資格也沒有。只可說這三年經歷，足夠我為打算把子女交給「名校」的父母，提出一個counter argument。
『成王敗寇、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金科玉律。唯獨是我白痴到不知這在中學環境已經開始運作了。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應該是每個人都應思考的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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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攝記行內最泄氣的首領
Ming Pao Daily News P03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By 黃怡 2010-12-05
我對葉七城的許多想像都落空了，並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例如我預期他對攝影的熱愛也許會轉化成言談間大量使用攝影術語的習慣（但他說過最「術語」的是：咁樣影背唔背光？）、甚至有一幕壞心腸的想像是，當了二十幾年攝影記者的葉七城和這次訪問的年輕攝記哥哥之間，也許會有種隔代的互相不屑或不友善——但他們談以前各自用過的相機談得不亦樂乎。
當連彷彿最合理的、我以為他的工作室裏擺滿相機、鏡頭和自己的作品的想像都落空後，我對自己想像力的自信開始動搖。
文黃怡 圖張智超
葉七城開始攝影是因為他當上了記者：1987 年他第一次當《地區星報》的記者時，採訪、拍照都是由他「一腳踢」，他才開始用相機、看攝影書學習光圈、快門、曝光等。他不是因為喜歡攝影、追求唯美的影像才拿起相機，當時甚至對攝影「無任何興趣、連相機都無」，只是為了報道需要，為了交代事件才拍照。「所以或許我是注定當攝影記者的。我沒有那種『龍友』常說的『歎鏡頭』經驗。我是為求寫實才開始攝影的。」
他甚至不是因為想當攝影記者而加入新聞界。葉七城說自己其實是個文字人，中學時喜歡文藝創作，會寫小說；想到未來就想找一份能出外走動，又能靜靜坐下寫字的工作，於是從中學時期開始就很想當記者。他中七也沒念完就「膽粗粗」地到《地區星報》見工， 「那時還要寫一篇講我為什麼要當記者的文章。可能我那篇文章寫得誠懇吧，因為我那時真的很想當記者；我見完工、離開報館，還未行到地鐵站已經接到電話問我什麼時候開始上班」。
「嗰陣時真係好die-hard。」那時他自知學歷不高，便一邊當記者一邊報讀珠海學院新聞系，想得到跟記者有關的學歷，確保自己日後可以留在行內；半工讀的期間還覺得《地區星報》的工作性質不夠多元化、滿足不了他，便跑到《華僑日報》兼職，還是寫文字報道。
「六四事件對我的衝擊好大。」當時他是《華僑日報》的突發記者，因為懂得攝影，便被要求去拍攝香港的遊行示威，幾乎每天都待在新華社門外。那時報社的編輯放工後都不會馬上離開，而是圍在電視前等北京有什麼最新的消息或新聞片段： 「這是家國的情懷。就算是年紀大的編輯，看電視時都會眼濕濕。因為真相無法被帶出來，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有許多假消息，只能一直等——那時我深深感受到，求真或是把真相說出來，不是容易的事。香港有新聞自由、採訪自由，已經很難得。」（然後我好像看見他眼眶變得濕潤。）
「所以希望自己的相機可以說出真話。然後將真相帶給大眾。所以我想試試當攝影記者。」葉七城說。1989 年9 月，他轉到《星島日報》攝影部，正式成為攝影記者；往後二十多年輾轉到其他不同的報社、雜誌社工作，當攝影記者、圖片編輯等，到今年才離開新聞界。
用相機說真相的可能
葉七城想用攝影來說真相，因為「攝影和真實有個本質上的關係。那些事物要曾經存在於這個空間裏，你才能把它拍攝下來。所以它本質上已是一種紀實。」他認為無論文字寫得多貼近現實，依然存有許多想像空間，例如他描寫一個蘋果，蘋果在他和在讀者心中的形象可能不一樣；但若果他拍一張蘋果的照片，蘋果皮顏色的深淺、梗的長度都會被準確地記錄下來，比文字更能把蘋果的形象如實呈現。
只是影像也未必能帶出真相。手執相機的人就能拍下眼前發生的事，成為事實的證據之一，但影像愈多，真相不一定愈透明。他引用電影George A.Romero's Diary of the Dead裏的對白： 「聲音或發言愈多，意見就愈多。真相變得更難尋獲，最終剩下的都只是噪音。」（ 「The more voices there are ,the more spin there is . The truth becomes that muchharder to find. In the end it's all just noise.」）他認為許多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影像去講他們的意見，令他深深感受到這一點的是他採訪2008 年四川地震的經歷。那時他身邊出現很多影像，但他自覺依然看不見真相，特別是官方的禁忌如豆腐渣工程， 「我們最關心的事，在哪裏？無人講。只有大量溫情的故事。你不能說那不是真實的，但這些影像就代表了所有的真相嗎？有部分真相是被掌控影像的人用大量溫情的影像刻意掩沒的，而不是前線的攝影記者無法把它們拍下來。」
葉七城認為真相就是你相信的事實，相信掌控傳播媒介的人。「我父母的年代會有一句口頭禪說：新聞紙都有賣啦。意思就是說，報紙裏說的一定是真的。因為他們相信報紙的權威，相信出現在報刊裏的影像，在那個年代影像和真實是成等號的。但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相片等於真實的年代。」
「照片本來就不是一個講真話的理想媒體，但諷刺地它的本質是真實的。改變如何使用、詮釋相片就能改變相片的意義。」葉七城當年選擇用攝影去嘗試說出真相，是因為它是最有力的媒介：影像的形成與真實掛鈎，人們傾向相信相片多於文字、繪畫。只是當讀者和處理影像的人賦予相片多於或異於影像內容的意義，相片就未必能傳達客觀事實的全部、甚或攝影師的信息。
數碼影像的真實性
以前的攝記前輩教他相片構圖要簡單，就是為了不讓相片的意義左搖右擺，令讀者只能用攝影者狹窄的角度接收信息，不鼓勵讀者作其他詮釋。「他們認為好的、『有效』的新聞照片就是，我講乜你收乜，沒有其他想像空間，愈狹窄愈好。但我後來當然不相信這一套。」現在他看別人的相片會看相框有多大，用固定大小的觀景窗框住什麼， 「因為這牽涉到如何塑造一種意見。」
他對於報刊裏的設計圖片也是抱相似的態度：並不一刀切地拒絕被修改過的圖像出現在報刊裏，重要的是修改的用意，若是為了塑造一種意見、一種信息的話則可以接受，但以假亂真、揑造事實就不能接受。「造電子影像的人要有被盤問的心理準備，要很清楚自己為什麼要製造這個影像。千萬不要利用攝影以前和真實的關係去佔這個媒介的便宜。」他說在沒有數碼攝影的年代沒有人會質疑相片的真實性，但數碼攝影的出現令攝影的真實開始動搖，甚至可以說攝影的真實性已死。「數碼攝影帶來許多方便、許多狂想的空間：拍不到，就砌出來。新聞攝影作為一個傳播媒介，正走向末路。」他認為攝影記者不會消失，只是可能會成為原材料的蒐集者，收集拼湊影像的素材，製作一些不曾存在於現實的狂想畫面。
關於數碼真實的問題，他早在1993 年、在太古設計學院（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前身）修讀攝影設（photographic design）時已經開始思考。當時他接觸許多有關攝影的思潮，例如美國對cyber culture、網絡和數碼相機的出現的專門討論；香港的攝影雜誌仍在討論拍攝的技巧，而不是那些葉七城認為更貼身的問題，如數碼攝影的科技如何影響現實。那些在十多年後更貼近新聞界的問題。
那時他以筆名「守嶺」在《星島日報》撰寫有關新聞攝影和電子影像的文章，並自嘲自己是個很多牢騷的「（攝記）行內最泄氣的首領」才會被邀稿。說起這些年來他在行內經歷的不快事時他開始流淚， 「最」失望氣餒的事說完一件還有另一件，他的blog 裏還有更多事例。他決定從日漸生厭的新聞攝影界抽身、好好整理一下自己對新聞攝影的思緒， 「離開後思想開始變得澄明。」我無法把讓他氣餒的事一一記下，只能遞上一張面紙：他說面對傷心的受訪者，遞上面紙也是一種正面的態度。我相信他寧願看見我寫他的想法而不是他的苦事。
「香港攝影節2010」正舉辦一個由新聞從業員親自策展的展覽《新攝影雜誌——〈KLACK〉與〈柒菲〉》，展覽分兩部分，其中〈柒菲〉的部分，有些記者們將照片擲往一地，有些則將示威現場拍得鬼影重重，是報上罕見的「新聞攝影」。
《新攝影雜誌——〈KLACK〉與〈柒菲〉》
攝影展展期：今日至12 月13 日
時間：早上10 時至晚上9 時
地點：石硤尾白田街30 號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L0 及L1 藝廊
問：黃怡，不是新聞系學生， 也不太懂「攝影」；曾以時事為題材寫小說， 於《明報》〈星期日生活〉發表，並結集成《據報有人寫小說》
答：葉七城，1987 年加入新聞界，因為八九民運當上攝影記者，今年初離開新聞界。曾為大專院校新聞攝影講師，課程內容由陳奕迅《沙龍》的歌詞串連成course outline。目前自由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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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教了我什麼—女校生的反思
Ming Pao Daily News P05 | 周日話題 | By 蘆葦 2010-12-05
直資名校被揭發一大堆混帳，那部古老幻燈片機就在我的腦袋開動不斷重播我的中學校園片段，晃眼已是十多年前的泛黃舊事。 我的母校，是港島區一家有逾百年歷史的女校，人稱「老牌名校」、「貴族學校」。我曾經為自己能夠入讀這樣的名校感到無比自豪，因為我們一班女生，既能說流利英語、又懂得吃西餐禮儀、亦能夠淡定自信於人前表現自己，根本唔將隔籬學校著旗袍紮孖辮的四眼妹放在眼內。
直至我做了記者，我才發現，所謂名校生獨有的自信、傲氣，還有世故、現實，跟那隻只懂呱呱叫的井底之蛙，沒太大分別。
八九六四那年，我在鰂魚涌一間街坊中文小學讀小五。我是班長，自發貼了大堆剪報，發起同學手纏黑布。翌年六四1 周年如是，我還記得我們和班主任一起哭。
1991 年，我被派到那所名女校升中一，班主任比我更興奮，我卻戰戰兢兢。
我被編入全級最top 的A 班，噩夢開始——老師上課全講雞腸我聽唔明、英文堂默生字我無個寫得出、原校小學升上來的個個都已埋堆唔受我玩，和我一樣的外來生全班只有五六人，她們不是半唐番就是英文小學出身，來自中文小學的好像只我一個。
同窗： 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
中文堂，成為我的避難所，也是我唯一找回點點信心的課堂。可惜，我的同學都看不起中文，反而為自己中文成績遜於英文而感「自豪」。我很記得，中二那年我的同窗中文測驗全班最高分，她放學時卻苦瓜乾面口道： 「我唔想自己中文咁叻，我要英文勁呀。」
不單我的同學，後過渡期年代的修女校長，也不將中文放在眼內。中三起我加入中文辯論隊，校方對我們的重視遠不及英文辯論，我的大師姐隊員都是高材生，閒談時笑道： 「校長唔理我哋仲好，輸咗都無壓力。」據說，修女校長的臉孔在回歸後180 度轉變，小師妹通風報訊，Sister 近年經常強調要向北望學好普通話，轉直資後又花大筆錢裝修搞個什麼孔子學堂，希望girls 都要學好中國文化。
名校，就是如此現實。它貫輸的價值觀是七個字——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單校長，老師、同學，都很懂得做人——做一個成功的主流香港人，當然離不開一個錢字。
名校價值： 識時務者為俊傑
我的同學，家住干德道司徒拔道，每天司機駕着勞斯萊斯定時定候接送。中二那年，富家女邀請我到她的大潭複式洋房，我到今天仍記得那個無敵大海景。那晚，我回到數百方呎的舊樓——我的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卑。
同學雖然有錢，但她們不算show off——應該說，她們由開口講英文到言談間展現個人長處，是骨子裏自然流露的自信， 外人覺得她們「寸」、「扮嘢」，但那其實是她們是獨有的上流社會溝通方式、貴族間的溝通密碼。午飯鐘響，校園是中英夾雜的喧鬧、好動女生在球場打英式netball 而非籃球羽毛球、貪靚的討論暑假去歐洲買什麼名牌。沒有人會談六四，也懶理香港回歸將至。
我當年自覺格格不入，這幾天我不停思考，這個年代獲獎學金的窮學生，入到直資學校後，可有當年我的自卑、孤單？
年輕的我用了半年時間，流了很多淚水、開了多晚通宵，就全程投入校園生活，學懂說美國口音英文、不怕在堂上舉手答問題、在同學面前不再害羞，我學會了如何做個presentable 的名校生。我的成績由包尾變成中等，更獲頒全年進步獎。我開始享受校園生活，和我的富家同學一起溫習看戲談天說笑。我享受自己被標籤成「A 班精英」，有名人來校探訪，校長只會把他帶到我們A 班；朗讀話劇跳舞我們A 班都拿冠軍；老師最疼惜的又是我們A 班。
勝王敗寇的遊戲規則
名校的遊戲規則是「精英制」，你入了A 班、攞到獎，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如盛放牡丹成眾人焦點，其他班別的同學，只是你的綠葉。名校精英制，簡單來說是套用職場遊戲規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職場的上位伎倆，名校生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學懂——懂得識時務、懂看人眉頭眼額、懂把握機會表現自己長處。但少女含苞待放的天真純情，去了哪兒？年輕人對社會的熱血，為什麼丁點都不見？
中六那年，我被同學選了當Head Girl（雖然我不是會考狀元）。那年我18 歲，成年了，看到所謂名校生、我的同學師妹，很多人雖然表面自信家境富裕，但其實心靈空虛，有的放學流連百貨公司不願回家、有的故意不穿整齊校服引人注意。我將我的發現告訴校長老師，希望他們多花時間關心同學，而非一味叫她們參加比賽幫學校攞獎。 結果我被大駡，更被視為最不聽話的Head Girl。
10 多年了，如今，我不少中學同學都很有成就，有的是某某大公司主管、有的嫁了有錢人錦上添花。數月前，在婚宴重遇昔日的A 班同學，她們說起自己的職業、老公、子女，當年班房裏的自信又再呈現，表現自己似乎是名校生的終身任務。 可是，我已不再是A 班那個小薯仔，我不想再追隨A 班大隊了。
離開名校投身記者工作後，我看到世界之大，不是只有干德道豪宅、生活也不是只有名牌攞獎、做人的價值也不是只懂得看人眉頭眼額。世界之大、胸襟之廣，是即使我們家住干德道，也知道香港有個地方叫深水埗有很多板間房；即使我們追逐名利，也關心世界大事懂得分辨是非黑白，而非趨炎附勢。
倒模生產典型香港人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訓練每個人的獨立思考、批判思想。但名校在這方面做到幾多？名校最成功的，是它大批倒模生產一個個典型香港人——實際、精叻、識上位、識表現自己。但更深層的價值——真、善、美，名校又教了幾多？ 這個每個名校生都應思考的問題。
後記
我不憎恨我的母校，畢竟它教曉我很多實際的。到今天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背景類近的中學同學。雖然她們不讀報、不關心時事，但都有一顆溫柔的心。我預科時的中文老師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的死黨。 寫這篇文章，是希望香港人不要盲目貪慕名牌。所謂名校的教育理念，你作為家長是否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希望學校教曉你的子女什麼？
而我最希望，香港出色的窮學生與富學生，都有平等機會入讀優質學校，這卻是我對直資概念的最大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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