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香港
香港一家幾口，「三百呎標準，八百呎中產，千二呎豪宅」，根深柢固。「香港地少人多嘛!」這個算是理由(justification)嗎?對，如果香港人是特別矮特別瘦的話。
地少人多算是一個甚麼樣的開脫?我深信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病發時才說得出口：為何我們同情香港的「地少」，何解不質疑「人多」?既然多與少本是相對的對立，為何普遍都認同了因為地少，所以房屋少，根據物以罕為貴，所以我們住三百呎是應份，八百呎是福份，千二呎(或許)是過份? 為何從不質疑：「我們是否真的人太多了？香港本沒有預算這麼多人住的！」地少人多，想清楚吧，是誰告訴我們的?是書本?是老師?還是他們都是拾人牙慧的錄音機?
政府高地價，有人說是萬惡，也有人說香港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全靠它，我「未夠班」評論。但從一個人快樂發展的方向(也算humanistic approach吧)，人總會因為居住空間較寬敞而更快樂吧！如要追究原因，我想上至社會心理學，以至樓下隻狗狗落到街即刻生猛十倍的現像都可以解釋到。好一句「香港地少人多嘛」，甚麼也開脫了。香港人的阿Q，服了。
「係細啲，不過邊個地方夠香港方便吖?」難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病情好轉，被虐喜好的病又生起來：明知居住地方細小是受虐，但沈溺於「方便」的快感裡，不能自拔，只能代代受虐，還灌輸下一代：受虐好過生活唔方便。
生活的方便，我要問：「咁方便嚟做乜？其他地方有幾咁唔方便？」方便購物、唱K、消費，定係睇醫生、返工返學方便？在香港，消費很方便，但方便了我們觀照自己嗎？上一次靜下來，反省自己真切的需要，是何許年月之前？上一次分手的夜晚？股票身家跌剩一半的下午？上一篇有啟發文章，會不會是中學時代的出師表？還是網上誰跟誰約定下半生然後得怪病死了、不轉發給二十個人厄運就到來的垃圾濫情電郵？聽陳奕迅唱舵飛輪、謝安琪唱囍帖街，除了嘴巴會說「好好聽、好感動、歌詞好有意思」之外，腦袋增長了甚麼？有沒有把握過時間、跟家人多玩多聊、關心自己的社區？沒有啊！方便方便，方便到我們每天有無數精彩消遣消費、跟誰和誰去玩去狂野，卻從沒跟自己「應酬」。
甚麼是「家」?家就是你躺著甚麼都不幹，但不會嫌棄你的地方，給你無限安心，由得你悠悠終日，而不加罪疚之責。
香港嘛…你說呢?
*****
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家」
Ming Pao Daily News | 2010-11-06 A26| 觀點| By 杜大衛
1950 年代初英國興建了數百萬計的「市建住房（council houses）」，可說是「英雄之家」。這是英國工黨為了慶祝大選勝利，也是為了慶祝數百萬在二戰中與希特勒奮勇抗戰的士兵安全回家。我的父母當時正值新婚，他們正是這些「英雄」的其中一員。
當然，那房子並非真的是「我們的」，我的父母只不過是租住。而最重要的是，這房子有1200 平方呎，有足夠的空間使人生活得舒適和有尊嚴。
當香港市民為曾蔭權提出的「置安心計劃」激辯，立法會議員又抨擊他未有重建居屋的時候，我反覆思量這些「英雄之家」的意義。
問題癥結在房子的空間
我的結論是，似乎每個人在房屋問題討論中都失去了方向，問題癥結不在於港人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我和家人在「市建住房」中開心生活了超過30 年，從未打算或覺得需要置業。問題癥結是你的房子有多大的空間，這些空間可為一個家庭帶來多少尊嚴和私隱。
使香港蒙羞的不是只有小部分人擁有自置物業（ 只佔人口總數的53% ， 美國、英國及澳洲約70%，新加坡更達89%），而是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家庭住在空間面積只有490 平方呎或以下的房屋，他們甚至不敢指望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當香港家庭知道深圳和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兩倍時，他們會是何其尷尬。
約一年前，我寫過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恒隆集團的陳啓宗先生寫了一封電郵給我，表示他的不滿，他堅決認為香港人樂意並甘心住在狹小的房子。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如果曾特首和他的政府班子希望消除目前充斥香港市民內心不滿和憤怒的鬱結，那麼他們就要先看清楚地產發展商，甚至是市建局（ 它在灣仔的「Queen's Cube」項目實在令人氣憤），為市民所提供數千計的房屋單位，這些單位都是一排排、密密麻麻，卻為地產商帶來巨大的利潤。
我的父母搬進新建的「市建住房」，並不是期望擁有一套房子，而是希望獲得私人空間、自由的感覺──這才是一個家的真正意義。當時的英國，經濟遭受了一場十年戰爭的破壞，仍可以為我的父母提供一個1200 呎的住宅，那麼，按人均收入計算，香港作為最富有城市之一，卻未能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為香港市民提供同樣有尊嚴和舒適的居所，這實在是可恥的。請注意，現時在澳洲新建房屋的平均面積是2200 平方呎，美國是2000 平方呎。即使是希臘（平均住房面積約為1300 平方呎）和西班牙（也不過是略低於1000 平方呎）都比我們好得多了。
小如骰子的單位是要正視的「毒瘤」
如果政府縱容地產商，容許他們以「要讓市民負擔得起」為藉口，興建更狹小、更細如骰子般的住宅單位，這必然是政府要正視的「毒瘤」；對整個社會而言，它更是一個絕症，人們只會繼續沉迷於以物業作為可買賣的資產，而不是當它為一個家。諷刺的是，在新加坡，89%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比香港高出36%，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完全瀰漫着投機炒賣的文化。
但當然，這是因為香港房屋單位供應非常不足，才造成這種投機文化。誰會把如此狹小的空間視之為真正的「家」？自然地，這些房屋單位只會無情地被轉手圖利，它們就像豬肉或咖啡期貨等投資產品一樣，引發人們的投資熱情。
諷刺的是， 儘管香港的「家」是多麼的不像「家」，大部分人仍然嚮往自置居所所給予的「安全感」，同時眼見投機炒賣不斷推高樓價，更愈來愈偏離自己實際負擔能力，而感到非常焦慮。因此，我認為現時對復建居屋的要求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方向。大家似乎有系統地失憶，忘記了1998 年很多業主因本地物業價格大跌70%而遭受災難性的虧損。大家更似是完全不關心，現時有按揭在身的業主將會面對的風險，哪怕利率只是上升2 個百分點，他們的還款成本便將增加一倍。
如果政府真的想分散政治不安情緒，那便應該忘記置業的問題，政府需要為我們的將來訂立房屋（無論是私人樓宇或公共房屋）單位面積的下限。要保證人們可以負擔得起這些房屋，政府要把現時土地拍賣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完全改變。這將意味着那些擁有大量售價荒謬但面積卻細如骰子的樓宇的地產商大為不快。
現任政府的任期只剩兩年多，要政府作出這些行動是絕對沒有可能。但香港現在有成千上萬樓齡高的樓宇需要拆卸（這是因為它們根本不能維持到下一個十年），因此，我們有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去避免重蹈這種尷尬和道德的禍害。擁有一個1000 呎的家不應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地少人多算是一個甚麼樣的開脫?我深信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病發時才說得出口：為何我們同情香港的「地少」，何解不質疑「人多」?既然多與少本是相對的對立，為何普遍都認同了因為地少，所以房屋少，根據物以罕為貴，所以我們住三百呎是應份，八百呎是福份，千二呎(或許)是過份? 為何從不質疑：「我們是否真的人太多了？香港本沒有預算這麼多人住的！」地少人多，想清楚吧，是誰告訴我們的?是書本?是老師?還是他們都是拾人牙慧的錄音機?
政府高地價，有人說是萬惡，也有人說香港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全靠它，我「未夠班」評論。但從一個人快樂發展的方向(也算humanistic approach吧)，人總會因為居住空間較寬敞而更快樂吧！如要追究原因，我想上至社會心理學，以至樓下隻狗狗落到街即刻生猛十倍的現像都可以解釋到。好一句「香港地少人多嘛」，甚麼也開脫了。香港人的阿Q，服了。
「係細啲，不過邊個地方夠香港方便吖?」難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病情好轉，被虐喜好的病又生起來：明知居住地方細小是受虐，但沈溺於「方便」的快感裡，不能自拔，只能代代受虐，還灌輸下一代：受虐好過生活唔方便。
生活的方便，我要問：「咁方便嚟做乜？其他地方有幾咁唔方便？」方便購物、唱K、消費，定係睇醫生、返工返學方便？在香港，消費很方便，但方便了我們觀照自己嗎？上一次靜下來，反省自己真切的需要，是何許年月之前？上一次分手的夜晚？股票身家跌剩一半的下午？上一篇有啟發文章，會不會是中學時代的出師表？還是網上誰跟誰約定下半生然後得怪病死了、不轉發給二十個人厄運就到來的垃圾濫情電郵？聽陳奕迅唱舵飛輪、謝安琪唱囍帖街，除了嘴巴會說「好好聽、好感動、歌詞好有意思」之外，腦袋增長了甚麼？有沒有把握過時間、跟家人多玩多聊、關心自己的社區？沒有啊！方便方便，方便到我們每天有無數精彩消遣消費、跟誰和誰去玩去狂野，卻從沒跟自己「應酬」。
甚麼是「家」?家就是你躺著甚麼都不幹，但不會嫌棄你的地方，給你無限安心，由得你悠悠終日，而不加罪疚之責。
香港嘛…你說呢?
*****
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家」
Ming Pao Daily News | 2010-11-06 A26| 觀點| By 杜大衛
1950 年代初英國興建了數百萬計的「市建住房（council houses）」，可說是「英雄之家」。這是英國工黨為了慶祝大選勝利，也是為了慶祝數百萬在二戰中與希特勒奮勇抗戰的士兵安全回家。我的父母當時正值新婚，他們正是這些「英雄」的其中一員。
當然，那房子並非真的是「我們的」，我的父母只不過是租住。而最重要的是，這房子有1200 平方呎，有足夠的空間使人生活得舒適和有尊嚴。
當香港市民為曾蔭權提出的「置安心計劃」激辯，立法會議員又抨擊他未有重建居屋的時候，我反覆思量這些「英雄之家」的意義。
問題癥結在房子的空間
我的結論是，似乎每個人在房屋問題討論中都失去了方向，問題癥結不在於港人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我和家人在「市建住房」中開心生活了超過30 年，從未打算或覺得需要置業。問題癥結是你的房子有多大的空間，這些空間可為一個家庭帶來多少尊嚴和私隱。
使香港蒙羞的不是只有小部分人擁有自置物業（ 只佔人口總數的53% ， 美國、英國及澳洲約70%，新加坡更達89%），而是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家庭住在空間面積只有490 平方呎或以下的房屋，他們甚至不敢指望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當香港家庭知道深圳和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兩倍時，他們會是何其尷尬。
約一年前，我寫過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恒隆集團的陳啓宗先生寫了一封電郵給我，表示他的不滿，他堅決認為香港人樂意並甘心住在狹小的房子。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如果曾特首和他的政府班子希望消除目前充斥香港市民內心不滿和憤怒的鬱結，那麼他們就要先看清楚地產發展商，甚至是市建局（ 它在灣仔的「Queen's Cube」項目實在令人氣憤），為市民所提供數千計的房屋單位，這些單位都是一排排、密密麻麻，卻為地產商帶來巨大的利潤。
我的父母搬進新建的「市建住房」，並不是期望擁有一套房子，而是希望獲得私人空間、自由的感覺──這才是一個家的真正意義。當時的英國，經濟遭受了一場十年戰爭的破壞，仍可以為我的父母提供一個1200 呎的住宅，那麼，按人均收入計算，香港作為最富有城市之一，卻未能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為香港市民提供同樣有尊嚴和舒適的居所，這實在是可恥的。請注意，現時在澳洲新建房屋的平均面積是2200 平方呎，美國是2000 平方呎。即使是希臘（平均住房面積約為1300 平方呎）和西班牙（也不過是略低於1000 平方呎）都比我們好得多了。
小如骰子的單位是要正視的「毒瘤」
如果政府縱容地產商，容許他們以「要讓市民負擔得起」為藉口，興建更狹小、更細如骰子般的住宅單位，這必然是政府要正視的「毒瘤」；對整個社會而言，它更是一個絕症，人們只會繼續沉迷於以物業作為可買賣的資產，而不是當它為一個家。諷刺的是，在新加坡，89%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比香港高出36%，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完全瀰漫着投機炒賣的文化。
但當然，這是因為香港房屋單位供應非常不足，才造成這種投機文化。誰會把如此狹小的空間視之為真正的「家」？自然地，這些房屋單位只會無情地被轉手圖利，它們就像豬肉或咖啡期貨等投資產品一樣，引發人們的投資熱情。
諷刺的是， 儘管香港的「家」是多麼的不像「家」，大部分人仍然嚮往自置居所所給予的「安全感」，同時眼見投機炒賣不斷推高樓價，更愈來愈偏離自己實際負擔能力，而感到非常焦慮。因此，我認為現時對復建居屋的要求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方向。大家似乎有系統地失憶，忘記了1998 年很多業主因本地物業價格大跌70%而遭受災難性的虧損。大家更似是完全不關心，現時有按揭在身的業主將會面對的風險，哪怕利率只是上升2 個百分點，他們的還款成本便將增加一倍。
如果政府真的想分散政治不安情緒，那便應該忘記置業的問題，政府需要為我們的將來訂立房屋（無論是私人樓宇或公共房屋）單位面積的下限。要保證人們可以負擔得起這些房屋，政府要把現時土地拍賣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完全改變。這將意味着那些擁有大量售價荒謬但面積卻細如骰子的樓宇的地產商大為不快。
現任政府的任期只剩兩年多，要政府作出這些行動是絕對沒有可能。但香港現在有成千上萬樓齡高的樓宇需要拆卸（這是因為它們根本不能維持到下一個十年），因此，我們有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去避免重蹈這種尷尬和道德的禍害。擁有一個1000 呎的家不應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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